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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東漸入嶺南 南風北向傳科學

2019-01-11 來源:

  【南海明珠中集】
  從醫學、技術,到思想、文化,廣東直面現代化潮流,從而引領全國開花結果——

  掛號、候診、檢查、取藥……珠江畔,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門診大廳每天人潮洶涌。
  但如果回到1835年11月4日,這家醫院的前身——“眼科醫局”開張的第一天,能容納200名病人候診的大廳空無一人,直到第二天才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單獨來到診療”。
  這名患者也許并不知道,自己無意中參與的是中國醫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刻:近代西式醫療體系正式在廣州播下種子。此后百余年間,大批的西醫學人才從這里走出,為廣東乃至全國的醫學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開放對外貿易的廣州,中西文化在這里互相接觸、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在明清社會經濟史專家、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啟臣看來,廣州是對外貿易的港口也是文化交流的樞紐,特別是19世紀,近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接踵東漸廣州,并傳播至全省和全國各地,影響深遠。

 

  西醫東漸
  “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中國醫學近代史也相應以此為起點。當中國封閉的國門被打開,西醫作為現代科學的前鋒大規模傳入中國之勢驟起,引發中國醫學數千年發展史上未有之劇變。”每周三上午,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院史館面向公眾開放,館長楊宇平總會在這里向參觀的群眾講解百余年“西醫東漸”的滄桑巨變。
  一張張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背后,小小的院史館里濃縮了無數令人矚目的“首創”。但楊宇平每次都要重點介紹的,是1835年11月由美國人伯駕創辦的眼科醫局,“中國歷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完備的近現代醫院架構,候診室、診室、配藥室、留醫室一應俱全,是中國近代第一間西式醫院”。
  眼科醫局的誕生,對當時以望聞問切為醫道正宗的中國社會算得上是極大震撼。伯駕在第一份季度報告中這樣闡述:“在中國眼科疾病患者最為常見,而且中國的醫生在眼科疾病方面也最為無能為力,因此我們的治療范圍以眼科疾病為主。”
  實際上所治療的不只是眼疾。至今可查的史料顯示,眼科醫局創下了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的多個紀錄,如中國第一例膀胱取石術、首先引用乙醚麻醉和氯仿麻醉、中國近代第一例剖腹產手術等。《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靜告訴記者,在經歷了最初的疑慮后,中國百姓開始接觸西醫、信任西醫,西醫很快就在廣州異軍突起。
  彼時,醫院的繁忙情況在伯駕的日記可見一斑:“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著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里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
  楊宇平介紹,現存眼科醫局的病例簿會給病患編號,“據此推測,廣州眼科醫局在1835年—1855年間應接診了53049個不同的患者”。
  這其中,最有名的病例當數第6565號:林則徐,疝氣。報告是伯駕寫的:“這個病案沒有值得可以引起興趣的地方,事實上這位病人從來也沒有見到過。……從所說的癥狀來看,他似乎還有氣喘,我給送去了一些藥,為了向我道謝,他送來了水果等禮物。”
  在那個封閉的年代,在從普通百姓到清廷官員的積極“嘗鮮”下,西醫“從無到有、從有到興”,迅速而廣泛地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起來,從而帶動著整個現代科學和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

嘉約翰墓嘉園建在廣州基督教公墓 記者 李妹妍 攝

 

  墓園醫魂
  19世紀中葉,嘉約翰緊隨著伯駕的步伐來到廣州,在此地開展47年的醫學活動之后,寂然長眠于嶺南大地。
  “嘉約翰的墓地幾經輾轉遷移,我們尋找多年一無所獲。”廣州市惠愛醫院黨委書記麥衛陽清晰地記得,2014年,他第一次在一尺見方的麻石墓碑上找到“美國銜嘉約翰先生”模糊字樣時,幾乎掉下了眼淚,“這樣的身后境遇,和他對中國近代醫學發展的重大貢獻極不相稱。最后,以家庭墓園的形制在基督教公墓設計修建了嘉約翰墓——嘉園。但當時找不到原墓碑的圖片,沒能復原墓碑,留了個遺憾”。
  2016年6月,廣州醫科大學教授劉遠明給麥衛陽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在美國耶魯大學檔案館查到嘉約翰原墓碑的兩張照片!麥衛陽激動之余,當即決定要復原墓碑:照片上字跡模糊,他組織醫院員工通過各種渠道尋訪更清晰的照片,和各種典籍比對確定墓碑的規格和文字,臨摹、排版、制作,“如今嘉園的建設基本完成,我們也了了一樁心事”。
  麥衛陽和惠愛醫院不遺余力奔走背后,是這座中國近代第一家精神病醫院對創始人的特殊感情——從2014年找到嘉約翰墓開始,每年9月新員工入職都必須到嘉園重溫從醫的初心,“重修嘉約翰墓,我們希望不僅是物理層面的復原,更重要的是傳承嘉約翰的醫道精神”。
  對嘉約翰在廣州47年的醫學履歷,醫學史學界早有公認:其接替伯駕掌管眼科醫局后,先后創辦了博濟醫院、博濟醫學堂和惠愛精神病醫院,編譯醫學書籍34種,為中國培養了最早的一批西醫人才。至今仍為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是,1886年孫中山進入博濟學醫,此后在廣州、澳門等地行醫,已能獨立操作在當時屬于先進手術的膽囊取石手術。
  至此,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人面前的西醫學和西醫術,已不僅僅是一門與中醫學迥異的治療手段,而是一套完整的新醫術研究體系和學說。
  “博濟醫院附設的醫學教育教授的是以量化分析、邏輯演繹、性質判斷等科學方法分析問題、認識世界,給當時中國舊的思想觀念帶來非常大的沖擊。”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朱素穎告訴記者,傳教士醫生及他們所引入的醫療技術在傳統社會中開辟了一個新的公共衛生空間,也成功展示了一個新的、能夠吸引社會資源的醫療機構模式,西式醫院漸漸在廣東地區普及起來。
  此后,西式醫院從廣州向嶺南以外地區輻射,遍布上海、北京、廈門、寧波、長沙等城市,逐漸成為中國人看病的主要途徑——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到1905年,全國教會醫院已達166所,診所達241處。


  文明對話
  彼時,對一般民眾而言,求醫方式的改變是“西學東漸”帶來最重要的影響之一。來自西方的科學、技術、藝術、政治、經濟等多從廣東“登陸”并發揚光大,迄今仍對中國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旅美醫學博士方益昉在研究中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1841年9月,在廣州行醫五年有余的伯駕醫生致函蘇格蘭首席醫生約翰·阿伯克龍,詳細介紹入華醫學傳教業績。在這份報告中,伯駕重點分析了加大培訓清國西醫人才,并將他們送達歐美醫學院深造的計劃,“這份西洋留學提議,比目前認為中國最早的容閎版出洋奏議,即1867年后容閎向江蘇巡撫丁日昌首次和盤托出的‘教育計劃’,提前25年還不止”。
  事實上,最早面對“西風”的廣州,在接軌國際文明方面也滲透了嶺南的智慧。
  “一口通商時期,廣州就出現了英語識字讀本。”《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靜介紹,在十三行,人們為了貿易便利學習西方的語言,編了一本名為《鬼話》的小冊子,這本書用最簡單的漢字注音辦法為英語注音,如英語中man(人)注的漢字是“曼”,today(今天)注的漢字是“土地”,“細細分辨一下,許多注音用的是廣州話讀音,顯見編者是個廣東人。”
  有研究者指出,從十三行貿易發展而來的混合了英、葡、粵三種語言“廣東英語”,一部分后來融入廣東各地方言,這種英語隨后傳到上海,形成極為有名的“洋涇浜英語”。
  此后,面對不斷升級的外侮入侵和武力沖突,十三行商人更是積極捐資購買、仿制西洋兵船和武器,成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最早實踐者。
  “可以大膽地說,在近代,西方文化是通過廣州而向中國內地輻射、潛移和傳播的,對于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黃啟臣指出,中國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革命、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政治運動,都是與西方思想文化東漸廣州以及全國的結果,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也都是在廣州領略和吸收的近代文化思想,“廣州是兩千多年的開放城市和革命英雄城市,當之無愧。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訪談
  李吉奎(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政協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專員)

 

廣東為近代西醫傳播提供條件
官員無形影響 民間包容性強

  金羊網: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里,廣東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文化的后發地區”。但進入近代以來,廣東出現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在您看來,這其中有哪些關鍵的影響因素?
  李吉奎:要結合世界歷史背景來看,西方經過工業革命之后,經濟快速發展亟需尋找市場,那時的中國恰好又處在相對保守的階段,政府行為造成中外交往結構的失衡。在這個背景下,廣東商幫周流天下和海外,特別是“一口通商”時期,幾乎獨攬中國海外貿易,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南大門。廣東先賢在與西方人的交往過程中,發現他們不僅船堅炮利,而且也有先進技術和典章制度。從未中斷的開放使廣東最早直面近代工業、科學的浪潮,也成為推動其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的積極因素。
  金羊網:從馬禮遜、郭雷樞到伯駕、嘉約翰,這些不遠萬里來華的西方人為什么都選擇了行醫治病的方式?廣東客觀上為近代西醫的傳播提供了哪些有利條件?
  李吉奎:應該說,西醫最早是通過傳教士先引進來的,這與他們救人治人的思想有關。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一點,清康熙后期起實行禁教,傳教士要更廣泛接觸老百姓,降低中國人對傳教士的排斥,最好的辦法就是傳醫。傳教士在廣東辦醫院、辦醫學堂、培養醫學生,救了很多中國人,影響力逐漸擴大。
  中國人接觸西醫之初,也不完全是自覺主動的。西醫的傳播有政府官員的無形影響,譬如林則徐得疝氣,是請外國醫生給他治的,這就客觀上讓傳教士的施醫傳醫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近代廣東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因為民間開放比較早,民眾有開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進的科學、思想理念能夠在廣東普遍被接受。
  金羊網:如何評價西學東漸對當時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
  李吉奎:西學東漸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過去研究者更多關注西學東漸在文化意識層面的影響。西方近代新科學新成果傳入中國,大致形成了西方式的學術體系架構,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思想等,對晚清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些都是形而上的。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船堅炮利、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東方包括中國在內的侵略擴張也是傳播西學的一種手段。這也使我們認識到,還用以往那種刀槍弓箭來對付西方的軍事文明已經不行了。于是我們興辦軍事學堂,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改造我們的軍事實力。在這個西學東漸過程中,我們不斷接觸、學習、研究,進行形而下的改造,讓自己變得更強。
  另外還應看到,五口通商后,買辦群體逐漸從廣州向上海發展,輻射范圍甚至擴大到天津、營口、武漢、臺灣等地,是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化的原始階段)、新的生產方式在中國落地扎根的重要傳播者。西學東漸無疑引發了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其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來源: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與羊城晚報聯合主辦《嶺南文史》專欄刊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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