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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佛教能有今天,這三位高僧功不可沒

2019-04-15 來源:

  太虛法師、虛云法師、倓虛法師,并稱為民國佛門“三虛”,他們都對近現代嶺南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清末民國時期,佛門衰微,戒律松弛,加之廟產興學運動和新思潮的沖擊,各地毀寺逐僧風氣迅速蔓延,佛教的處境堪稱空前未有的“慘烈法難”,“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數帝王官僚,而是整個社會,佛教大有被連根拔起的可能,誠可謂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
  當時,廣東佛教尤陷入重重危機,乏人主持。一方面,是外部侵吞廟產的嚴峻形勢。如:民國十一年至十七年(1922-1928),廣州市政廳為籌集北伐軍餉和市政建設經費,先后將大佛寺、西禪寺、浮邱寺、無著庵等全市寺庵列為公產拍賣,雖然各寺庵僧尼為保護寺產想方設法籌款贖回寺庵產業的全部或部分,但仍有許多無力贖回的寺庵房產被富商買下改建成商鋪或民居。民國十七年(1928),海幢寺部分被辟為公園;千年古剎光孝寺被改為警官學校,六榕寺范圍因建馬路而一再壓縮。而另一方面,則是佛教內部的頹敗。如虛云法師所言,“僧伽墮落,粵中尤甚”,1934年他至南華寺時見“圣地道場,變作修羅惡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為屠宰之場,方丈作駐兵之營,僧寮化煙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現舞扇歌衫,罪穢彌倫,無惡不作”。
  在這種形勢下,佛門有識之士開展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復興佛教運動,強調佛門戒律,開展佛教改革,推進僧伽教育。“三虛”對振興近現代嶺南佛教貢獻巨大:太虛法師蒞臨粵港弘法,宣傳開展新佛教運動,并創辦嶺東佛學院培養人才,虛云法師復興南華寺、云門寺,弘法傳戒,整肅綱紀,重振禪風;倓虛法師早年在北方弘揚天臺,建寺辦學,尤其對東北佛教貢獻突出,1949年應虛云法師及香港聯合會之邀南下,駐錫香港弘法精舍,開創華南學佛院,設立中華佛教圖書館,講經弘法、辦佛學講座,將湛山宗風及湛山僧團近乎完整地帶到香港。及至今日,“三虛”思想及實踐仍對當代嶺南佛教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
  一、太虛法師與嶺南佛教
  太虛法師(1890-1947年),俗姓呂,法名唯心,字太虛,近代著名高僧。他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三大佛教革命口號,倡導佛教復興運動和改革舊的僧團制度,一生投身于振興佛教事業,是近代佛教運動中著名的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和教育家。
  太虛法師早年即在廣州接觸到了革命思想。宣統二年(1910),太虛法師應邀協助廣州白云山雙溪寺棲云法師創辦廣東僧教育會,專門負責佛學宣傳工作,發表佛學及詩文,并“引起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對佛學研究的興趣……與當地的官紳及學界、報界結了不少文字緣,遂開廣東研究佛學的風氣”,后來還被推為雙溪寺的住持。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太虛法師當時亦多與革命黨人往來。這段經歷對太虛法師后來的佛教革新運動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其政治社會思想乃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他自述:
  時我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游;復以棲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黨人粗豪放浪、橫蠻詭怪者無所不有,我既與之往返甚密,亦時與俱化。而各種秘密集會已時參預。令我煆煉成敢以入魔、敢以涉險的勇氣豪膽者,皆由于此。
  在那個時候,我對于佛教改進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衰頹的佛教復興起來。由于此種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維新和革命趨勢,與革命黨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在廣東所經過的大概情形。
  弘法嶺南,推進佛教新思想
  太虛法師宣統年間曾在粵港弘法,講習佛教。先在廣州華林寺宣講佛教學,又在獅子禪林組設佛學精舍。“每星期從白云山到城內講二三次,并編佛教史略、教觀詮要等,所講大約為天臺宗、禪宗的學理”,也講《維摩經》,并與很多佛學知識分子相呼應,“遂成為廣州知名的講佛學法師”。這也是太虛法師講學著述之始,宣統二年(1910),太虛法師得粵中達官大紳推重,被舉為雙溪寺住持,次年發起改雙溪寺為摩訶講園,強調佛教諸宗平等,倡導佛教入世,鼓勵在家信徒學習維摩詰菩薩荷擔救世使命。后來由于廣州革命失敗,太虛法師遂返上海。盡管此間間不長,但與嶺南佛教界結下了深厚法緣,如鄧爾雅、林君復、夏同和、鄒魯、葉夏聲、陳靜濤、梅光羲,都成為大師之法友,而廣州革命精神也成為太虛法師改革佛教的一股思想源流。
  民國九年(1920),廣州庚申講經會代表李觀初來滬迎候太虛法師講經。太虛法師先在東堤議員俱樂部講《佛乘宗要論》,又應之請至香港,于名園講學三日。此次太虛法師在香港雖只留住十余日,卻開啟香港宣講佛學之風。
  民國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九日,澄泓法師代表潮汕緇素迎請太虛法師弘法。十日,太虛法師偕會泉法師到汕頭,在六邑會館講《存心與擇法》,又至商會開講《心經》三日。十三日,太虛法師至潮州開元寺,講《〈心經〉大意》。十四日,講《佛法與救國》《十善業道經大意》。十五日,開元寺念佛會講《〈阿彌陀佛經〉講要》,又應第四中學之請講《佛學的色法與物》。十六日,返還汕頭,于商會講《〈阿彌陀經〉大意》。此次在潮汕弘法期間,太虛法師得到各界熱烈歡迎,在坐汽車往講經會場時,“觀者途為之塞,兩傍俊男俏女,延頸凝眸,爭睹法師豐采”,在汕頭市商會后廳講經時“入座聽者五六百人,旁聽者約數百人”,盛況空前。期間,太虛法師應允出任嶺東佛學院院長,并令弟子大醒法師直接負責籌備事宜。隨后,大醒法師主辦的《現代佛教》由廈門遷往汕頭出版,而《人海燈》則也由嶺東佛學院負責編輯。受太虛法師的影響下,潮州開元寺成立了整理僧伽委員會,改十方傳法制為十方選賢制,并訂立《開元寺常住規約大綱》,規定“常住住持自民國廿二年(1933)春季改為十方選賢制,每一任任職三年,由常住全體職事及大眾代表開會選舉十方有道有學之大德任之,其職權統理全寺僧眾修學、弘化等一切事宜”。在此之前的二百年間,開元寺一直是曹洞宗傳法寺廟,住持只能在曹洞宗法派中選任。之后,寺內還設立了通俗演講所、素食處、佛經流通處、民眾閱覽處,這也是響應了太虛法師所倡導的佛教改革。
  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三十日,太虛法師偕竺摩法師、蘇慧純抵香港,先后發表演講《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彌勒上生經》《八識規矩頌》《成了觀音菩薩》《阿蘭那行與養成僧寶》《菩提場之念佛勝義》等。十二月十四日,太虛法師偕竺摩法師、陳靜濤去廣州,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鐵禪和尚、江孔殷、謝英伯、江穎叔、李因如等熱烈歡迎。十五日,太虛法師在廣州民眾教育館講《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十六日,應虛云法師之邀至韶關南華寺瞻禮六祖。當時,正逢南華寺開戒,太虛法師于十八日為南華僧眾開示《贊揚六祖以祝南華之復興》。十九日,回廣州,應中山大學哲學系之約,講《佛教與中國文化》。在廣州期間,太虛法師還應勷勤大學(教務長陳定謨)約,往講《三十唯識論》;至居士林,講《心經》《彌勒下生經》。后應各方邀請而有所講說者尚多,如:于復旦中學講《佛學之人生道德》,于居士林講《清信士女之學佛以完成正信為要素》,于廣州佛學會講《佛學會應注重于學》,于廣州覺苑講《覺苑應為修七覺之苑》,于菩提林講《如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不退》等。民國二十五年(1936)一月,太虛法師在廣州居士林講《彌勒下生經》圓滿,又經香港至汕頭,在汕頭庵埠龍溪中學講《由三種所依顯念佛勝義》。在海澄,講《構成佛教之要素》。在潮州開元寺,講《從信心上修學戒定慧學》。在汕頭,講《彌勒下生成佛經》。二十四日,還抵上海。太虛法師此次在粵港宣講佛法之行,長達一個半月,對普及佛教觀念、推進嶺南佛教新佛教運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創辦嶺東佛學院
  民國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太虛法師應潮汕佛教界緇素之邀,偕同會泉法師、侍錄守志同往,于潮汕各縣市弘法一周。在駐錫開元寺演講佛法期間,寺內大眾懇請法師于寺創辦嶺東佛學院,培育僧才,弘揚佛法。當時,太虛法師對“對于嶺東佛化及僧教育十分注及”,不僅關心指導佛學院建設,還幫助潮州開元寺從中斡旋,努力收回被寺內警、商、學各機關所占房產。
  此前,民國十二年(1923)開元寺就已成立“嶺東佛學院籌備處”,這也是受到太虛法師創建武昌佛學院等鼓舞。可是,由于經費和人才方面的不足,一直未能實現。民國二十一年,潮州開元寺“副寺澄弘法師由閩南佛學院畢業歸來,鼓吹興學,教育僧材,振興佛教;當下得其同志從禮法師,極力贊許,遂商之本寺退居智臻和尚、住持精光和尚、福來和尚、根寬監院、純寂監院、純密阿阇黎及闔寺兩序大眾等一致贊成通過,并公推智臻退居和周覺心居士親往廈門,恭請太虛法師,蒞潮宏法,并要求為本院院長,指導一切。”這次使得嶺東佛學院得以正式成立。
  民國二十二年(1933)十月九日,嶺東佛學院幾經籌備,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學院以“造就佛教住持僧才弘法利生”為宗旨,太虛法師親為題寫“嶺東佛學院”之校名。
  嶺東佛學院講的學目為:“一、整理僧制。二、提高僧格。三、振興佛教。四、利益社會。”下列九項科目,分三年教授:三民主義、國文、歷史地理、理科常識、戒律、經論、倫理哲學、音樂(佛教歌贊)、體育(靜坐藝術)。學僧多時達43名,分甲、乙兩班,每日授課六小時及朝暮課誦、過堂用齋。教職員工一共有14位,太虛法師擔任院長,大醒法師擔任教務主任,寄塵法師擔任代理教務主任兼史地藝術教師、從禮法師擔任事務主任、窺諦法師擔任訓育主任兼佛學教師,靜賢法師擔任佛學教師、通一法師擔任國文教師、本森法師擔任佛學教師、智誠法師擔任監學兼公民教師、澄弘法師擔任會計庶務兼佛學算術教師、馬楚生擔任國文史地教師、朱善清擔任國文公民史地教員。嶺東佛學院師資多畢業于武昌佛教學院、閩南佛學院、安徽九華佛學院者,接受過較為系統的新式教育。這也使得嶺東佛學院一經成立,即富有朝氣蓬勃、革舊鼎新的面貌。
  嶺東佛學院是由太虛法師所創辦的廣東近代第一所佛學院校,這標志著從傳統叢林教育向新式學院教育的轉型。嶺東佛學院還出版佛學雜志半月刊《人海燈》以及學僧論文集《南詢集》等,傳播佛教革新思想和理念。1935年,嶺東佛學院組建了研究部,并聘請太虛法師高足現月法師主持其事兼任主任,研究內容為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五系學說研究,各系均延請專門學者,分別指導研究,以資深造。融通應用系以院長太虛法師之學說為標準,其余四門擇一或二研究。嶺東佛學院后來雖因多種挫折而停辦,但其對近代嶺南佛教教育以及新佛教運動的意義卻十分深遠。
  維護佛教戒律
  在近代,王宏愿以潮汕為中心弘傳東密影響很大。王弘愿得傳法灌頂,為廣東居士傳密之始。太虛法師八宗并弘,早前曾在《海潮音》對王弘愿譯著及密宗積極介紹,認為以此可以補中國佛教之不足,有助于佛教的振興。1924年,王弘愿迎請日僧權田雷斧灌頂傳法,太虛法師以權田雷斧“其年七十余時猶娶妾”,曾致書王弘愿不應將權田雷斧以密教阿阇梨視之,因而只能以哲學者視之,可以周行講學而不應開壇灌頂。因為涉及佛門戒律,尤其王弘愿居士身份灌頂傳法之舉,“以優婆塞居比丘等六眾之上,統率七眾”違背佛制,太虛法師嚴明指出:“其為密教之傳法阿阇黎者,決只可菩薩比丘僧為之,而余眾不得竊據其位。使違此義,則仍當本其大悲,用其方便,以力為檢舉繩正,不稍寬假也。”
  太虛法師本身不排斥密宗,但希望“革去東密之荒謬部分,攝其精要,融合臺密、藏密及被輕實重之所云雜密,繼印度超巖寺重建系統之組織,以小大戒律繩其行,以性相教理軌其解”,對于密法應當“一、當學日密、藏密、納于律儀教理以建中密;二、密宗寺當為一道區一寺之限制……今日本與蒙藏之密宗,殆已同昔年之紅教,末流之弊,在所不免!故中國應學宗喀巴以教理戒律為之軌范,建為中華之密宗;不應一概承受也……當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為基礎,以性相教理為軌范,而后飽參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種中密,實為當今唯一之急務,唯一之企圖。”
  二、虛云法師與嶺南佛教
  虛云法師(1840-1959年),俗姓蕭,名古巖,字德清,六十歲后改字幻游,號虛云,近代禪門尊宿。他一生“坐閱五帝四朝”,一身而系禪宗五宗法脈。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云門,匡扶法眼,延續溈仰。虛云法師不僅是禪宗泰斗,更是佛門中流砥柱。每當佛教危難之際,他必定挺身而出,“五家綱宗,藉以振起,而整個佛法,胥賴撐扶于不墮”,“其建樹、道德、年齒、悟證之偉大高深,為近千年來所罕見”。虛云法師在1934-1952年間駐錫嶺南,先后興復祖庭南華寺、云門寺,期間又重修曲江大鑒寺、月華寺、無盡庵等,對重振嶺南叢林貢獻卓著。
重興南華
  民國二十三年(1934),虛云法師“一夕三夢六祖催去”,不久即有李漢魂致書禮請主持重興南華寺,“以六祖道場亦有繼憨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嶺南之行”。
  當時,南華寺已衰頹至極,“(子孫徒眾)房分只有五家,其數不上十人,不居寺內,各攜家眷住于村莊耕植牧畜,無殊俗類。其祖殿香燈僧,歸鄉人派管。每逢二八兩月祖誕所有收入,由鄉村管理。宰殺烹飲,賭博吸煙,人畜糞穢,觸目掩鼻……除祖殿、寶塔及蘇程庵一部份稍為完整外,其大殿、經樓、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眾無所”,“不獨四事俱無,即門屏、幾桌、臥具、碗箸而亦無之”。虛云法師一到南華,就將其改為十方叢林,任僧棲止,并嚴整道風。他認為南華祖庭“非弘法不能重興,非受戒不能弘法”,于是整肅綱紀,制定規約,傳授戒法,當年冬天即為數百佛子傳戒,還特設戒律學院教導僧眾戒子。歷盡十年艱辛,興建殿宇,增置產業,弘法安僧,終于重振六祖宗風,將南華寺建成為廣東第一大叢林。
  虛云法師自述在南華寺次第完成了十件大事:
  第一,更改河流,以避兇煞;
  第二,更正山向,以成主體;
  第三,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筑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
  第四,新建殿堂,以式莊嚴;
  第五,驅逐流棍,革除積弊;
  第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跡;
  第七,增置產業,以維常住;
  第八,嚴守戒律,以挽頹風;
  第九,創禪堂,安僧眾,以續慧命;
  第十,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
  如此,新建寺廟殿堂房舍243間,新塑大小圣像690尊,建成曹溪門、放生池、五香亭、寶林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靈照塔、六祖殿、方丈室、虛懷樓、報恩堂、鐘樓、伽藍樓、客堂、待賢樓、香積廚、齋堂、回向堂、回光堂、延壽堂、念佛堂、東賢殿、云海樓、西歸堂、鼓樓、祖師殿、云水堂、韋馱殿、維那寮、班首寮、如意寮、禪堂、觀音堂、西賢殿、無盡庵、海會塔、飛錫橋、伏虎亭、卓錫泉等,南北深一百五十一丈,東西廣三十九丈五尺,規模始具,“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谷亦差足半年糧食,四事供養,具體而微,佛子住持,寧心無慮”,又請省府派員履勘劃界,保存寺廟基業。虛云法師有感佛法衰微,是因為“釋子掛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于是在南華寺建立長期戒壇,逢年傳戒,期滿后入學戒堂重行熏習,以資深造。每年傳戒,八方戒子云集求法,盛況空前。

  興復云門
  民國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虛云法師在重建南華寺之后“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逕往乳源中興云門寺”。云門寺是云門宗開宗道場,可惜經年日久,“已日就傾圮,殘屋頹垣,淪于榛莽,野狐山獸,踞為巢窟,凋殘荒廢”,唯“荊棘叢中,殘存古寺內肉身一尊”。“時值抗戰軍興,倭寇深入,烽火漫于全國,財力限于一隅,物質缺乏、人事周章、建設艱難,固有十百倍于南華時代者。”
  虛云法師克服種種艱難,“集少數工人,自爆石,自燒磚瓦,自伐木材,自建造,自髹漆,自造像,自開墾,自種植”,進行寺廟建設,并在寺中收容避兵難民。在日寇攻陷曲江前夕,還從南華寺將六祖、憨山、丹田真身移至云門守護。直至1949年,寺廟本竣工,殿宇、佛像已經完成十分之九,共計建成“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余楹,連放生池及碾房、海會塔,共占地積約二十余畝”,供奉大小佛菩薩像80余尊以及《大正藏》《磧砂藏》《續藏經》《大藏遺珍》各一部,成為嶺南僅亞于南華寺的又一大叢林。
  1949年,虛云法師根據現實需要秉承百丈農禪家風,籌辦大鑒紡織縫紉廠,解決僧眾自給問題,并成立了云門山大覺農場,組織僧伽開墾荒地。凡寺中共住者,均需墾荒種植,種籽、農具由常住供給,收成由常住和個人均分。虛云法師認為,過去僧伽經濟來源——租息、募化、香火、經懺等皆不可復恃,僧伽經濟必須在“勞動生產”之條件下,自給自足。如此,才能保證寺廟的經濟來源,適應新的政治社會環境。
  1951年6月19日,虛云法師在云門寺傳戒,這也是云門復興后第一次傳戒。由于云門宗傳至十世光孝深而止,其后失傳,宗派不繼。虛云法師特為考查派系,度僧數十人;八月初三日,在六祖真身之前付囑云門法卷于佛源、朗耀、法云、凈慧等五人,為云門宗第十三代。于是興滅繼絕,為云門宗延一線法脈。
  成立廣東佛教會及興辦學校
  虛云法師在踐行叢林傳統的同時,很支持太虛法師的革新理念,也采取適應時代的變革。早在1930年住持鼓山期間,虛云法師就對太虛法師書寫言,“本欲徹底革新,又恐過于激烈,故隨順方面,略微刷新。除禪堂外長期坐香,添設老堂,造神林外,另設佛學院一所。所據諸方情形,稍又順時教,附授三民、史、地各學科,以普常識”,并且還特聘請太虛法師的弟子大醒法師擔任院長授課。在開展佛教教育、成立僧團組織等事業方面,虛云法師與太虛法師都有著高度的共識。1941年,虛云法師籌建廣東省佛教會。1943年,二人在重慶會晤,交流僧教育及組建廣東省佛教會事宜。回到南華寺之后,虛云法師聯合復仁和尚、觀本法師,與張子廉居士、關伯平居士、高潔居士等,共同策劃進行,在韶關組建廣東省佛教會。四月十六日,廣東省佛教會正式成立,虛云老和尚任理事長,復仁和尚任副理事長。隨后在六月,虛云法師成立了南華戒律學院,教導青年僧眾及戒子深入學習戒律;又于寶林門內,辦義務小學,收教鄉村貧民子弟。
  禪戒并舉
  虛云法師不僅重視禪修,而且也特別強調戒律。他認為“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早先,在云南時期,虛云法師即“借傳戒,把云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使僧人“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接眾,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吃煙酒葷腥,學正見,行為逐漸改變”。所以,在主持南華和云門期間,虛云法師繼續以傳戒來教導僧眾。南華寺每年春季都傳戒,而且還設有戒律學院,寺中例行半月誦戒、結夏安居以及“告香”等。這對傳播佛教清凈戒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虛云法師興復道場,丕振宗風,培育人才,嚴整戒律,“不特貫徹百丈禪師創立叢林制度的宏愿,并實踐了千年叢林教育的風范”。他所住持的寺廟,不僅保持了傳統叢林建置、規約、儀軌式和修行方式,而且適應時代要求做出一定權變和革新,更加容易被當時佛教界所接受。誠如黃心川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說太虛的革命派是代表了佛教未來發展的方向,但在當時卻沒有‘機緣’,不能夠“契理契機”的話,那么虛云的傳統派則是代表了與社會相適應的另一‘機緣’的方向”。
  三、倓虛法師與嶺南佛教
  倓虛法師(1875-1963年),法名隆銜,晚年自號湛山老人,近代天臺宗宗師、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以“看破、放下、自在”為要旨,弘法、建寺、安僧,每復興一大道場必附設佛學院辦學培養人才。天臺宗在近代能夠盛傳于北方,并且分燈港臺及海外,倓虛法師居功至偉。
1949年,太虛法師應虛云老和尚復興光孝寺之邀并香港聯合會之請南下,在香港東蓮覺苑開講《金剛經》,法緣殊勝,深得四眾弟子仰慕。葉恭綽、王學仁、黃杰云、樓望纘、林楞真等禮請倓虛法師住持荃灣弘法精舍,成立佛學院,培養僧才。弘法精舍創辦于1939年,系黃杰云、李素發等居士出資興建,請寶靜法師來港主持并成立弘法學社。1940年,寶靜法師離港,弘法精舍曾致信禮請太虛法師南來主辦華南佛學院,不過未能成行。后來,弘法精舍曾一度荒置,直至倓虛法師來港弘法。倓虛法師1950年被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后曾歷次被選,但其婉辭未就而只擔任一董事席。
  創辦華南學佛院
  1949年4月,倓公創辦華南學佛院,擔任首任院長兼主講。葉恭綽、王學仁、黃杰云、樓望纘、林楞真等居士為學佛院護法董事。葉恭綽、樓望纘、吳蘊齋、江上達等居士負擔常年經費,王學仁、黃杰云、林楞真居士負責借用弘法精舍。原計劃議招收學僧10名,每月經費港幣1000元,三年一期畢業;后因學僧眾多,倓虛法師又特向董事會要求增加10名,經費每月1300元,勉強支持。首期招收學僧21名,經費暫由董事會諸居士等籌措,學僧實行工禪制度,半日工作,半日學法。由于葉恭綽、樓望纘、江上達三位居士相繼離港,經費陷入困頓,幸有吳蘊齋、江上達居士等資助,及每年啟建水陸法會一次收入,學佛院方得以繼續。
  華南學佛院是香港近代第一所正式的僧伽學校,基本延續倓虛法師以前在青島湛山寺等處的辦學傳統。華南佛學院課程以天臺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為主,并有楞嚴、法華、唯識、止觀、凈土、各項儀軌等課程,還有歷史、地理、國學、醫學等課程。醫學———《傷寒論》,由倓虛法師親自觀臨指導。倓虛法師又請來曾經一起在東北弘法的定西法師和樂果法師來港授課,時稱為“東北三老”。關于“華南學佛院”的名字,倓虛法師特別指出“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旨在注重行持,于佛法奧妙中有真修證,有真受用,以期將來,宣演圣教,凈化人心,賡繼佛法慧命,闡揚大乘精神”。
  1952年3月,第一期學僧畢業。倓虛法師續任院長,又招收第二屆學僧20余名(包括新學僧及部份首屆學僧),辦學經費主要由每年一次水陸法會籌募。1955年4月,華南學佛院第二期學僧畢業。兩屆畢業的學僧共有23人,其中第一屆畢業者10人,第二屆畢業者13人。除了被越南華嚴寺邀去1名外,畢業學僧均分別在東林寺、大佛寺和華南學佛院中服務。當時,由于香港經濟蕭條,學院經費困難,若仍三年為一期恐怕后難為繼。并且,主講授課的定西法師、樂果法師先后被信徒迎請住寺弘法,倓虛法師于是將華南學佛院改為研究性質,學額與學期均采為活動性、適應性,學僧任選一科,專門自修。倓虛法師發愿:“只要道糧不缺,老朽有生之日,即為培育僧材之年,以報佛恩,兼滿各護法居士之弘愿!”
  倓虛法師是香港近現佛教教育的奠基人。華南學佛院開辦兩屆,培養了許多杰出的僧才,如智開法師、圣懷法師、凈真法師、大光法師、智梵法師、寶燈法師、法藏法師、濟濤法師、河清法師、了一法師、明遠法師、成祥法師、永惺法師、暢懷法師、泉慧法師等。倓虛法師將天臺第四十五代法卷傳于明遠法師、妙智法師、圓智法師、寶燈法師、智梵法師、大光法師、永惺法師等人。他們成為了后來重振香港佛教的中堅力量,并將天臺法脈在港臺及海外傳播開來。
  講經弘法及創建中華佛教圖書館
  倓虛法師在香港期間,一直講經不輟,耄耋高齡仍常奔走于香港東蓮覺苑和弘法精舍兩地弘法,往往經常講完經當天就往返。弟子不忍,怕其勞累,他卻教導“講經雖然辛苦一點,但于俗于僧都有好處”。
  1957年,倓虛法師在九龍界限街購置一幢新樓,創辦中華佛教圖書館,任館長,吳蘊齋居士任副館長。館內有各種大藏經七部,各種散裝經典、語錄著述二萬余冊。圖書館每周除星期一外,全日開放,任人借閱,還舉辦星期講座。此為開香港佛教文化事業之創舉。倓虛法師在1958年4月15日中華佛教圖書館的開幕式上談及辦館初衷和使命:
  竊以世運之隆替,民族之興盛衰落,莫不以文化為轉移。佛教為文化之泉源……消弭殘酷之兵災,非復興東方文化不為功,而復興之道,尤當以慈悲平等大無畏之佛教為急務。本館同人有鑒于此,故有本館之籌設。因晚進佛教,多重于山林之修持,故誤被社會人氏,譏為消閑品,普羅大眾。有欲研求佛法者,殊感無門可入,無經可讀,無師友指導。基于以上的因緣,倓虛到港以來,即發愿創設佛教圖書館,以期佛法,能普及社會。
  本館之使命:(一)無條件開放任人閱讀與借閱,(二)最少每星期作一次通俗演講。(三)印送佛經。……望對于此館,嗣后繼續加以指導與愛護,使此文化之泉源,由涓涓而汪洋,以收凈化人心,實現人間凈土之宏愿。
  中華佛教圖書館成立之后,倓虛法師又應弟子之請,每周日于館中開講《楞嚴經》,風雨無阻。聽眾座無虛席,常常人滿擁擠無插足之地。至1963年春,倓虛法師講《楞嚴經》圓滿,又應請講《金剛經》。本來弟子出于倓虛法師健康考慮,懇請他休息,不要講經,倓虛法師言:“我答應講金剛經,一定要講,講多少,算多少。人生是個夢,生死涅槃本來平等,何必把生死看的太嚴重!講經不能停止!”最后,仍是抱恙堅持把五月初十日當晚的第十七分“究竟無我”講完,以免聽眾空跑。在生命之最后,倓虛法師仍在講經弘法。他曾說過,“我出家的志愿,活一天就要講一天經……弘揚佛教是應盡的責任,你們同學都要輪流講經,佛教圖書館要永遠的發展下去。”其為法忘軀之精神,令人感佩至極。
  “三虛”是近現代佛門的楷模,他們以身為范,弘揚佛法,振興嶺南佛教,改變了傳統嶺南佛教的面貌,推進了佛教革新發展,也為佛門培養了一批杰出的僧材。“三虛”法脈弟子及再傳弟子,很多都成為了當代佛門的中流砥柱———如太虛大師門下竺摩法師、圓性法師,虛云法師門下本煥法師、佛源法師,倓虛法師門下大光法師、永惺法師等。即以今日嶺南佛教之發展格局,實仰賴“三虛”法脈之貢獻。
  佛門“三虛”———太虛法師、虛云法師、倓虛法師,對振興近現代嶺南佛教貢獻巨大。太虛法師蒞臨粵港弘法,宣傳開展新佛教運動,并創辦嶺東佛學院培養人才。虛云法師復興南華寺、云門寺,弘法傳戒,整肅綱紀,重振禪風。倓虛法師將湛山宗風及湛山僧團近乎完整地帶到香港,開創華南學佛院、設立中華佛教圖書館培養人才,并以常年佛學講座普及佛教知識。這些努力,改變了傳統嶺南佛教的面貌,推進了佛教革新發展,也為佛門培養了一批堪當中流砥柱的僧材。即以今日嶺南佛教之發展格局來看,亦仍然深受“三虛”法脈及其門風的影響。

 

  來源:摘自《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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