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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瑞:人們為什么關注宋史

2018-05-09 來源:

李華瑞(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宋人竹澗焚香圖頁》資料圖片

《斗茶圖》 資料圖片

主持人包偉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語

《光明日報》史學版1月2日推出了整版關于“宋代到底是怎樣一個時代”的學術討論,幾位學者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闡述了自己對于宋史真實面相的理解。事實上,要真正接近宋代社會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觀察對象,還需要從思想文化、民族關系等更多的視角入手。應該注意到,不同的時代背景,有時對觀察者立場的影響更為明顯。自趙宋王朝終結以來,在元明清人眼中、在近代變局之下、在當代學術演進史上,由于觀察者的時代背景與方法立場的不同,其所發出的聲音也大不相同。這些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兩宋時期作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就像一個閃爍發光的多面棱鏡體,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觀察者將自己的思維投映于它,就會從不同的鏡面得到絢麗多彩的回映反射。隨著時代的演進,對宋代歷史的認識在變,宋代歷史形象也將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不過,也就是在這樣不斷觀察與反射的過程之中,我們對于這個棱鏡體內核的認識才會慢慢接近真實。

宋代歷史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隨著不同時期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不同,人們對宋代歷史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宋代歷史的形象歷經元、明、清、近代直至今天,一直處于變動不居中,而宋代歷史的魅力也因之會持續存在。

元明清人眼中的宋代歷史

1279年南宋滅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詔令修遼、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歷經數朝詔修三史,卻遲遲未能成書。雖然有經費問題、舊史多缺佚、史才不足等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以遼、金為正統還是以宋朝為正統爭論不休。直到元順帝時丞相脫脫裁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才使修纂遼、金、宋三史得以順利進行,從而徹底打破了以漢族政權為正統的傳統觀念,這也為明朝掀起重修宋史和研究宋史的高潮,埋下了伏筆。

元朝史臣的《進宋史表》對有宋一代歷史從兩個方面做了基本評價。一方面是對程朱理學作了高度的肯定。所謂“矧先儒性命之說,資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以匡扶。”元朝史臣還在《宋史》道學傳的序言中直陳:“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于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系也甚大……后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這與元統治者將朱熹學說定為“國是”一脈相承。1315年,元代第一次開科取士,當時的統治者要求將《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教科書,明清時代延續了這種模式。另一方面,元朝史臣在論宋代“其有弊”時指出,“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元朝人劉岳申對此解釋說,“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籓、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劉岳申:《申齋集》卷十五《策問三史》)。元朝史臣對宋代歷史的蓋棺之論大致也影響了明清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

《宋史》修纂成書沒有幾年,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明代對于宋代歷史的認知除了繼承《宋史》的看法以外,又有新的動向。其一,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統治基礎上建立的漢族王朝,因而明統治者在承認華夏民族“天下一統”的同時,特別強調對宋朝歷史文化的認同和繼承。重修《宋史》和重視研究宋史成為明代史學的一大特色。據研究,有明一代先后產生了123種宋史著述,現存62種(吳漫:《明代宋史學研究》)。其二,與元朝統治者一樣,朱元璋亦以程朱之學作為明朝的統治思想,科舉、教育與經學進一步緊密結合,理學(道學)思想影響到明代的政壇、風俗、禮制的方方面面。其三,明朝人對宋文、宋詩、宋詞、宋畫的褒揚和批評,奠定了宋代文學藝術與漢唐并峙的地位。其四,南宋時人鄭樵和文天祥從“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以及“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等現象看到唐宋之際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而編撰《宋史紀事本末》的陳邦瞻更是從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大勢看到宋代是歷史大變革的時期,他說,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

陳邦瞻指出宋的變革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勝的周朝,也不同于以效法“功力”取盛的漢唐,而是“舉一世之治而繩之于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于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因而宋朝三百年的文治主要表現在社會內部的穩定上:“其家法嚴,故呂(后)、武(則天)之變,不生于肘腋;其國體順,故(王)莽、(董)卓之禍,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他還指出,由宋代開啟的歷史變革至明朝仍然處在繼續發展的階段,“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陳邦瞻的這一看法也得到編撰《宋元通鑒》的薛應旂的贊同,后者指出:“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

清代對宋朝的積弱多所批評。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評宋的軍政時說:“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士戲于伍,將戲于幕,主戲于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四庫館臣在為宋人數部著作的提要中也多使用積弱來形容宋的國勢,如為王安石《周官新義》所作提要中說:“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后,而欲濟之以富強。”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評議宋的積弱:“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國勢成積弱,況復政多咎”。

近代語境中的宋代近世說及其“近世”指向

到了19和20世紀之交,中西學者均將宋代歷史指向中國近世的開端。先看域外學者的觀點。宋朝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首先提出來的。1922年,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系統闡述了其宋朝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內藤的假說是建立在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內藤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根據是“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而這一點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內藤提出的假說在二戰結束經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揮和展開,在國際學界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內藤湖南的學生對宋代近世說的發展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將宋代近世說概括為“唐宋變革論”。二是1950年10月,宮崎市定發表《東洋的近世》,全面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征: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系、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制、科舉制度產生的文官體系、以傭兵制為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所有這些特征,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征相結合的體現。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文藝復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實和共同點,認為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已經能看出中國近世國民主義搏動的先兆(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對國際宋史學界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日美歐學者對宋代的歷史地位均作出了很高評價。宮崎市定在《宋代的煤與鐵》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化……到了宋代便超過西亞而居于世界最前列。”日本學者和田清在《中國史概說》一書中認為:宋代橫比當時世界各國,均在其之上,處于領先地位;宋代縱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國史》第四冊《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寫道:“歐洲則在數個世紀后的商業和工業革命期間,對東方的思想進行了仿制、吸收和改進。”不僅如此,美國的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啟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

內藤的宋代近世說不僅是就中國歷史分期的學術問題展開討論的,而且是與他關注當時中國政治走向及日本對華政策分不開的,即為處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國政治走向開出“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會發展趨勢”方案服務,帶有殖民色彩。循著這一思路,中國的辛亥革命不是從舊體制、落后社會到新體制、先進社會的轉換,相反“從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所說的近世紀。”如何保障這種緣于歷史“早熟”必然出現的“共和制”呢?內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進國家日本的經驗輸入激活中國社會,由此達到國家自立的進程”。

當然,到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學界在反思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得失時,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此種東西比附一旦流于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美國學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見,包弼德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再看國內學者的看法。國內學者主要是從傳統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來看待宋代歷史文化與他們所處近世(晚清社會)的關聯。如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里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在《宋遼金史》總論中說:“治宋遼金史,實為治近代史之始基。”這些前賢的論述與前揭陳邦瞻、薛應旂的觀點一脈相承,顯然明清以來中國學者提出中國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頭起自宋,雖然與日本學界的宋代近世說在時間概念上有相似處,但是與日本學界將中國近世的發展比附西方文明進程有本質的不同。也大致是這個原因,才有陳寅恪對趙宋文化的高度褒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從上述可知中外學者在19和20世紀之交,都把宋代歷史看作中國近世的開端,其后日美學者偏向諸如城市、市鎮、經濟、交通、印刷、社會結構等方面宋至晚清的源流變化;而中國學者則主要總結了宋代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人心禮俗對晚清社會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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